毛澤東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為什么要那樣做？這是許多人覺得難以理解的問題。
毛澤東一直把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作為自己奮斗的目標。他渴望在中國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會制度，并且鑒于蘇聯的教訓，力求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但那時中國共產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并不清楚。“毛澤東和中央主要領導人很自然地按照戰爭年代經驗來設計社會主義的藍圖。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提出了以‘一大二公’為特點的人民公社構想。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融為一體，生活集體化，農村城市化，城市農村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認為，這就是現時可以實行的社會制度。”“‘大躍進’失敗后，他雖然糾正了一些具體措施中的錯誤，但對這種超越階段的設想仍然沒有放棄，真誠地堅持認為，自己設計的這一目標和手段是完全正確的，是可以實現的。”劉國光主編《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第286頁。這種很大程度上帶有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構想本來是行不通的，但對此持有懷疑或不贊同的主張卻被他視為階級斗爭的表現。這就使矛盾發展得更加尖銳了。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越來越擔心：中國以后會背離社會主義道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他常說的“出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復辟”。他最憂慮幾種現象：一是中央領導層中出現的重大分歧，特別是農村工作中“包產到戶”的主張得到不少中央領導人支持，被他認為是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表現，引起他對這些領導人的嚴重不信任。二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黑暗面，特別是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他在一九六○年初就講過：“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在這里，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態度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34、135頁。一九六五年一月，他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陳正人在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薄一波在信旁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毛澤東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毛澤東在陳正人1964年12月4日給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1965年1月15日。“四清”運動中被夸大地揭出的種種問題，使他認為干部蛻化變質的狀況有著相當大的普遍性，更增強他那種緊迫感。三是他認為文化教育領域內，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仍占著優勢。前引他對文藝工作批示中所說：“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便是一個例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斗爭重點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不是偶然的。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而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他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
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改變顏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問題解決了，下面的問題不難慢慢地收拾。他在一九###年底討論四清運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借用“豺狼當道，安問狐貍”的成語說：“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4年12月20日。
一九六六年那年，毛澤東七十三歲了。他的心情很焦躁，覺得要在有生之年，把他憂慮的這個問題解決好。五月五日，他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些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這樣。”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六月十日，他對越南領導人胡志明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毛澤東同胡志明談話記錄，1966年6月10日。
毛澤東不是已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發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文化批判了嗎？但他逐漸覺得那些還遠遠不夠，只是抓了個別問題和個別人物，并沒有全盤地抓起來。他不久后對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說：“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就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毛澤東迫切地期望能實現并保持一個公正、平等、純潔的社會。他認為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依然存在許多“黑暗面”，特別是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一些問題還在不斷發展。在他看來，這些問題只有依靠放手發動群眾來解決，“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種形式，一種方式”，一旦“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就可以充分揭露并消除這些“黑暗面”，實現他所理想的那樣的社會。為了防止國家改變顏色，他覺得亂一陣也不怕，付出些重大代價也是值得的。這就是他所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西方有些學者喜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權力斗爭”。這種看法，客氣一點地說也只是主觀臆測之詞，并不符合實際：一來，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二來，毛澤東當時如果要打倒某個或某些人并不困難，根本用不著“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的兩個極為嚴重的錯誤在于：
第一，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極端夸大的錯誤估計，甚至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長時期領導階級斗爭和群眾性政治運動并取得巨大成效的經歷，使毛澤東習慣于把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都看成階級斗爭的表現，甚至把一些他所不同意的正當主張也看作“修正主義”或在“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干部大多有著同他類似的經歷，易于接受這種觀點。隨著“四清”運動的發展，毛澤東把問題看得越來越嚴重了。蘇聯發生的變化，更使他擔心只要身邊出現“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會使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社會主義社會中本來仍存在種種矛盾，特別是當權的干部和群眾的矛盾，但把問題看得越來越嚴重，就越來越脫離了實際。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已認定：黨中央已出現了修正主義，中國已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這個估計就完全錯誤、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了。
第二，對怎樣消除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黑暗面”，采取了極端錯誤的方法：不是從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下手，在前進過程中逐步解決存在的問題，而是強調“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希望通過他所習慣的激烈的階級斗爭的辦法，放手發動群眾，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對存在的種種問題作一個總解決。他把“放手發動群眾”看成可以不需要各級黨組織的領導，群眾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說出這樣的話來：“來一個放任自流”。“全國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擴大會紀要，1966年8月29日。他認為，這些都沒有什么了不起，最終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來的事實證明：一旦沒有約束地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一旦無政府主義泛濫起來，中國社會中十七年內積累起來的種種錯綜復雜的矛盾，包括自以為“不得志”的人同看起來被重用的人、在這件或那件事上心存不滿的人、以至各種個人間的恩恩怨怨等等矛盾，都在“革命造反”的漂亮口號下，以極端的甚至是無法無天的形式，來一個集中的大爆發。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乘此活躍起來，渾水摸魚，為所欲為。這就像一旦打開潘多拉盒子那樣失去控制，導致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它造成的惡果遠遠超出毛澤東原來的預料，說明他那些想法嚴重地背離了實際。這是一個沉重的教訓。處于新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已再不能用這種辦法來解決社會矛盾。否則，就只會有“天下大亂”，而不能達到“天下大治”。
從這種錯誤認識出發，形成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這個理論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說它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因為它違反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水平這個根本原理。說它不符合中國實際，因為它不符合中國還處于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并且對存在的問題作了錯誤的或極端夸大的估計。毛澤東卻對這個理論充滿自信，把發動“文化大革命”看作可以同建立新中國相提并論的兩件大事之一。
由于當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達到狂熱的程度，由于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已遭到嚴重破壞，黨的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發展到個人專斷。一些重要領導人對“文化大革命”提出強烈批評，受到壓制和打擊。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重用過林彪、江青等人。這為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提供了機會，使他們能夠偽裝起來，打著最“革命”的旗號，把“左”的錯誤推到極端，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干盡禍國殃民的壞事，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全國范圍的大###，造成國家政治生活中由他們少數人強制大多數人的極端反常的局面，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大破壞，給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留下嚴重的消極后果。這十年，正是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取得突飛猛進的十年，中國卻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從而更加拉大了中國在經濟文化方面同發達國家之間本來存在的巨大差距。
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沉痛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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