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會議決定，開除鄒恒甫在光華管理學院教授職務，將其人事檔案移交北京大學人事部。隨后，鄒恒甫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聲明，指責光華管理學院開除他，是學院院長的報復行為。鄒氣憤之余并不忘揭短：“你們到處當獨立董事，到全中國搞收費驚人的巡回講座！”大家知道，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是張維迎，張又是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代表性人物，一直被人拿放大鏡盯著。此事一出，媒體哪里還按捺得住，一些手執快刀的時評論家更是匆忙宣布，張維迎又讓中國經濟學界大丟其臉。
關于這一事件，學界有一些說法，比如“沒廟的和尚罵有廟的和尚”等等,因為先后當了“院長”的錢穎一、田國強也都挨過罵。我曾到光華管理學院調查，走訪了一些師生，他們告訴我，原因比媒體的種種揣度要簡單得多，主要就是鄒恒甫“過去幾年很少到校上課”。也有光華之外的學者對我們講，一個大學老師，總要遵循基本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吧，拿了錢就要干事，否則總是羞于啟齒的事情，但是現在，這樣的人為什么成了公眾眼里反潮流的英雄？
媒體與時評家們似乎懶得求證，只要目標對準了張維迎，就能多吸引一些眼球，就能多被點擊幾次，就能多賣一些雜志，何樂而不為？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的底氣從何而來？難道他們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足可以替代多角度的采訪和更多的旁證了嗎？
其實何止張維迎——其他主流經濟學家們，也幾乎是說一句就得被罵一次。比如今年春節期間，茅于軾在本報發表 《鐵路春運不漲價的社會成本》一文，他認為，春運不漲價這項政策帶來的整體社會效益是好是壞還很難說，要辯證地看。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好在茅于軾先生從不到網上看新聞，落得個耳根清靜。后來吳敬璉先生將這一觀點提交到全國兩會上，網上網下又是一通咒罵，截頭去尾，斷章取義，以惡毒的人身侮辱之言，極盡攻擊誹謗之能事。
時下，罵經濟學家確是一件時髦的、而且不用負責任的事。前一階段發生黑磚窯事件，人們怒斥“洪洞縣里無好人”，而在此之前，經濟學家已經自嘲“經濟學界無好人”了。在本報發表文章而遭遇痛罵的經濟學家，就已經可以開出一串很長的名單。最早的時候，我們還認為這其中有個人化的原因，比如張維迎是否在北大校改時得罪了太多人啊，比如某經濟學家的一些做法是否確實有問題啊，比如某學者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啊，但是現在看來，痛罵經濟學家已經演變成一種社會現象——不僅“主流”無一幸免，甚至一切 “精英”都在被痛罵——這就需要我們認真探討其深層原因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來之不易，經濟學家的歷史貢獻毋庸置疑。正如一位學者所說，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革所起的作用，至少不亞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西方宏觀經濟政策所起的作用。在價格改革、宏觀調控、所有制改革、勞動力市場與收入分配、外匯外貿體制改革等等領域，經濟學家都承擔起了自己的使命。中國經濟學家已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烙在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上。而這一場前所未有的改革實踐，也培養了一代充滿生機的經濟學家，使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一步步豐富起來。實事求是地說，近三十年來，經濟學理論取得的突破最多，成就最大。據我觀察，中國經濟學家在海外名校擔任終身教職的數量，也遠遠超過其他領域，僅此一點即可窺斑見豹。
事實上，我們大多數人都從經濟學家那里獲得了好處卻渾然不覺。相反，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入，其他領域的配套改革“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導致體制矛盾不斷暴露，社會利益逐漸分化，經濟發展成果沒有被更多的民眾所分享，經濟學家們便逐步成為人們發泄積怨的對象。百姓負擔重、苦痛多，眼看著精英至上、權貴本位，哪還管你經濟學家做出過什么不可磨滅的貢獻——國企改革、醫療改革、社保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走彎路、陷泥潭，不都是你們經濟學家的“烏鴉嘴”說壞的嗎？你們不是從事政策研究、提供政策建議的嗎？中央把你們請進中南海講課，你們都為中央政府出了些什么主意？
這就需要我們了解什么才是經濟學。我們以為，經濟學首先是一門讓人富而不是讓人窮的學問。窮開心、大呼隆，那不是經濟學。由此我們便可以推及，經濟學家應該在社會中扮演一種什么角色。縱觀國內國外，既有學院派的經濟學家，也有為政府工作的經濟學家，更有專門為企業做咨詢的經濟學家，他們教人積累財富、配置資源，為某個利益集團或某種利益關系出謀劃策甚至代言，并沒有違反學術道德，更沒有違反法律。而無論多么偉大的經濟學家，其觀點也未必做到完全客觀、公正——即便其主觀愿望是這樣的。對此我們本不應過分苛求。
問題是，無論進行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經濟學必然牽涉到公共利益，經濟學家面對的是有著各種欲望和缺陷的人組成的社會，而不是像自然科學領域那樣相對單純，因此也就容易陷入到利益爭執。加之長期以來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對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經濟學領域氣氛相對寬松，經濟學家說的話就多一些，一些非經濟學家也跑到這個圈子說話，“言多必失”，難免為人詬病。
但是，因此就認為是經濟學家誤導了中國改革，損害了社會公正，這就實在高看了經濟學家，也是對歷史與現實的無知。我們在批評經濟學家更注重效率而忽視了公平、更關注改革方向而忽視了過程公正、更重視市場化卻忽視了民主化的同時，是不是有些搞錯了邏輯？一項政策的出臺，最終是政治過程的產物，而不僅僅是某個學者建議的結果。如今經濟學家影響決策的能力，其實是相當有限的。即便他們的某一建言獲得采納，其初衷也往往被現實扭曲。他們不是決策者，更不是執行者。實際上他們一直面臨著理論自由探索與意識形態大一統的矛盾，他們的很多話，往往是說不出口的。
說到底，還是要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同步推進民主建設，將經濟學家的政策建議——既然他們的建議涉及公共事務——納入到一個開放的討論甚至辯論平臺 (但絕對不是咒罵)，納入到一個可以由公民與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制度體系。一項由公民授權實施的政策，一項受到民主監督的政策，即便它失敗了，公民社會也會主動分擔責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家動輒開口指責人非，閉門不思己過。
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摸著石頭過河沒有錯。因為那時候沒有橋。但是現在，一些人是河上有橋偏不走，仍喜歡摸著石頭過河，這樣就可以順便把石頭摸到自己的腰包里。這些人過了河，留下那些修橋的人挨罵，實在令人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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