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您曾說過，中國人全球工資最低。但當有人建議給大家發工資時，便有專家說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這兩者之間有關系嗎？現在超量的貨幣有否體現在個人收入的增加上？

　　郎咸平：那些專家是照搬教科書上的理論：每年經濟產出就這么多，比方說就100斤大米，而工資如果是100塊，那么米價就在一塊錢一斤，這樣，工資如果漲到了200塊，大米還是那么多，所以物價是兩塊錢一斤。這個理論放在歐美基本上是對的，因為那些國家工資占GDP的比重非常高，這樣你漲工資等于沒漲，因為東西還是那么多，越漲工資，錢越不值錢，這樣會有通貨膨脹。

　　這理論的前提條件是什么？國民經濟的大部分產出都被工資消費掉了。但是，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就算老百姓工資翻一番，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力也不及政府舉債投資的五分之一，也不如天量信貸的十分之一。你想想看，我們的產能過剩這么嚴重，各行各業都是嚴重的供過于求，而且什么都漲，就是工資不漲，按照這些專家的理論，怎么可能發生通貨膨脹呢？可是現實又如何呢？去年我提出警惕滯脹這個觀點的時候，還有某個經濟學家和我辯論，可是，現在連他自己都修改了自己的觀點。

　　《人物》：您特別主張藏富于民，您認為主要應該通過何種路徑來實現藏富于民？

　　郎咸平：我最近提出一個“馬車理論”。企業投資和個人消費是國民經濟的兩匹馬，政府拿著稅收這條鞭子在駕車。現在情況是，國企不去拉車反而在車上增加負擔。政府不去養馬，反而用越來越重的鞭子加重負擔。2009年，財政收入和國企利潤占了GDP的35%。企業各種稅負有20多種，占稅前利潤的70%，全世界最重。以個人養老金為例，薪水的8%要上交到個人養老金賬戶，同時企業要再交20%到社會統籌賬戶，這么高的繳款比例卻并不是因為真的給老百姓養老了，而是因為養老金既有歷史漏洞，又有統籌和管理成本過高、投資收益過低這一系列問題。換句話說，稅收本來是再分配的過程，可是我們的稅收卻是收上來就完了，不是真正給老百姓花錢，不是公平地再分配給老百姓。藏富于民就是要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讓國企不再利用壟斷地位與民爭利。

　　《人物》：當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便會突出。您曾說窮苦人群開始絕望了。您認為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是否會形成政治風險？應該怎樣避免這種風險？

　　郎咸平：我看到社會上更多的是無奈而不是絕望。

　　我最擔心的不是什么政治風險，而是老百姓過得幸不幸福。央視每年進行“經濟生活大調查”，有一題是您對目前生活的感覺：很幸福、比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選擇很幸福的比率一直是4%左右。選擇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斷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今年達到38%。調查顯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對收入和住房不滿意。

　　順應民意就不會有政治風險。比方說2006年的結果顯示老百姓最關注的是醫療。隨后我國進行了醫療改革，現在連普通農民都能報銷60%的醫藥費。盡管還有很多問題，但是老百姓對這方面的滿意度至少提高了一點。

　　《人物》：金融危機使西方人極大地克制自己的消費行為，而在中國似乎影響不大，2008-2009年的餐飲娛樂業并不蕭條，這是為什么？還能說中國人工資低嗎？

　　郎咸平：美國老百姓不是克制消費，而是因為過去濫用消費信貸、過度透支，現在失業率還居高不下，當然消費不振。金融危機是怎么來的呢？就是本來一個人買不起房子，但是銀行借給你錢讓你買。因為房價一直在上升，過了兩年之后，房價升值這部分銀行還給你辦理再貸款，升值這部分就變成消費貸款給你繼續揮霍。

　　中國情況與此完全不同，中國目前正在走向M型社會，窮人富人同時增多，中產缺失。餐飲娛樂行業不蕭條很正常，因為有錢人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但是普通百姓的娛樂并不見得有多么繁榮。以電影院為例。我國每10萬人擁有的銀幕數是0.41塊，美國是12.7塊，差距達30倍。 M型社會下層工資低是客觀事實，餐飲娛樂蕭條不蕭條和他們沒有直接關系。你判斷中國餐飲娛樂行業不要只看到北京上海，你去三四線城市和小縣城看看小飯店幾點打烊就知道了，那里住著的才是大多數的中國人。

　　《人物》：由于文化傳統和投資渠道有限的影響，中國的個人儲蓄不斷增加，這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通過拓寬投資渠道嗎？在中國大陸能否出現切實保證個人投資利益的投資渠道？投資現在的股市會有很大風險嗎？

　　郎咸平：我很同情我們老百姓，在中國我也不知道建議他們干什么。投資黃金，現在漲得離譜；炒外匯風險很大；投資股票，到處是內幕交易；辦企業，稅負超過稅前利潤的70%。投資房地產，現在政府天天在限制。現在想想美國老百姓活得真簡單，買基金或者存入自己401k養老金賬戶就行了，政府負責他保值，替你看管錢。我們到頭來是政府提供不了一個好的投資環境。

　　個人儲蓄增加實際上是個偽命題。個人儲蓄的增長速度遠遠比不上企業和政府。從1992到2007，家庭儲蓄占GDP比率一直在20%，增長率為0。企業儲蓄占GDP比例從11%增加到23%。政府儲蓄從GDP4%到8%。增加的儲蓄是企業和政府的。

　　即便如此，還有專家抱怨我們存款過多，說要鼓勵消費。這完全不理解我們老百姓的日子有多苦，而且因為社保、醫改、教改和房改都沒能切實減輕老百姓的負擔，所以老百姓越窮越不敢花錢，這個已經被尼爾森公司的調查數據證實了。所以，我請這些專家和政府不要再打老百姓那點儲蓄的主意了！儲蓄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因此無從談起怎么解決，問題在于怎么藏富于民。

　　《人物》：謝國忠說未來十年會進入通脹時代，您是怎么認為的？如果真的進入十年通脹，將會是怎樣的情景？

　　郎咸平：中國當前的問題不是通脹這么簡單，是滯漲。我早在幾年前就指出過這個問題，所以才大聲疾呼反對四萬億。滯漲是說，經濟高增長已經不可能了，通貨膨脹同時出現。要治理通脹就要收緊流動性，加息、提高準備金率，控制貸款等，無疑這會更加打擊經濟。如果要提振經濟，就要放寬流動性，通脹壓力又會增大。

　　《人物》：您對目前的“公務員熱”怎么看？大學畢業就做“蟻族”是因為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太少還是報酬太低？

　　郎咸平：根本原因是社會上年輕人沒有機會。公務員熱是因為他提供了一條穩定的就業渠道。這和超女、超男的火爆是同樣的原因，選秀為年輕人提供了成名的機會。

　　《人物》：央行年內6次增加存款準備金利率，這是最有效的手段嗎？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遏制通貨膨脹的方法嗎？

　　郎咸平：這是最典型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提高準備金率是為了收回資本金，但是同時我們卻大放信貸：2010年前11個月新增貸款7.45萬億，2007和2008年的總和才8.4萬億。另一方面是地方債，最保守估計7.6萬億。這么多錢放出來，收點幾千億的流動性能起到遏制通脹的作用嗎？

　　《人物》：有種共識，認為中國房地產行業如此增長與地方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僅僅是為了追求GDP、地方稅收增長、官場業績？還是由于腐敗？或者說其中哪種原因更為重要？

　　郎咸平：你知不知道買房的人對社會有多大貢獻？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1.6萬億，你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按照陜西神木縣全民醫保的標準40萬人，每年報銷1.5到1.8億元，以1.8計算每年只需5850億就能實現全民醫保。按照規定把土地出讓金的10%用來建保障房，每平米1500元高標準建造，可以建1億平米。2009年我國住宅竣工面積不過5.77億平米。這樣還剩下八千億元，你可以讓全國的高中和大學教育都免費。 換言之，每年的土地出讓金足夠讓老百姓享受免費醫療、廉租房、十二年免費中小學教育和大學免費。

　　問題在于，我們把房地產收上來的錢干什么用了，沒有人知道。這不是房地產的錯，也不是買房人的錯，是我們的財政體系不問責，不透明，不公平。現在又要開征房產稅，似乎就是把房價問題都歸咎于買房的這些人，但是你仔細想想這究竟是誰的責任呢？

　　《人物》：重慶對高檔住宅開征房產稅，您對這一舉措有何看法？

　　郎咸平：2009年征收了1.6萬億土地出讓金，占地方收入的一半。仍然想征房產稅，沒有道理啊。我們一直沒搞懂，房產稅的本質是讓房子增值，而不是用來遏制房價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重慶模式并不只是對高檔住宅開征房產稅這么簡單！這背后需要一系列的系統工程，如果沒有這個系統工程，而只有房產稅，那么就是錯誤的。這個系統工程首先大規模建保障房，低價出租保證居者有其屋。而且要設計得很巧妙，這些房子將來要賣也只能賣給政府，這樣“寬進嚴出”才能保證真正有需要的人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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